媒体公开高度关注留守妇女的性压抑问题
前不久，广东省中山市××医院张红艳医生在该院急诊部遭遇了执业以来最尴尬的一幕：一名衣不蔽体的妇女和一只宠物犬下体相连着被送到了面前。
当医护人员把病床推进手术室时，女病人脸上已毫无血色。无须讲述，张红艳已能猜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室内的空气刹时间凝固，大家都屏住呼吸，默不作声。张红艳拿起一支吸满麻醉药的针筒，朝着惊慌失措的宠物犬身上扎了下去。
没有任何挣扎。几分钟后，熟睡的宠物犬被成功抱离病床。豆大的汗珠从张红艳额上滚落下来。
病人慢慢恢复平静，张医生心里却隐隐作痛起来：这个失衡的社会，还有多少女性在以同样的方式解除着痛苦？
■现状篇
2000万女性守活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夸张一点来说，这是以数千万留守妇女的性压抑换来的”
张红艳医生遇到的其实是一桩转型期中国农村妇女生理压抑的极端例子。
女病人住在小榄镇，属于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五年前，丈夫在佛山打工时有了外遇，从此夫妻一直分居。儿子因为年幼，约定跟母亲生活。
当天中午，当她被这只宠物“情人”害得脱不了身时，已慌恐到无力拿起手机。恰好儿子由于下午休课，提前回到家里，听到妈妈的卧室传来阵阵惊叫，才冲进去发现了她。
一个九岁的孩子哪晓得什么，只是瞪大眼晴发呆，直到妈妈喊他帮手，才急忙从床头捡起手机，在妈妈的教导下拨打了120。
尴尬解除后，院方答应守口如瓶。但是没过几天，消息便不胫而走。社会舆论立马像炸开了锅似的。
“至于吗？”
“太变态了，我还以为在拍电影呢！”
“平时看她挺正经的，没想到……”
“……”
多数人对她这种行为横加指责，斥为不知羞耻；只有少数人体恤当事人的悲苦，表示同情和理解。
一个星期后，女病人没来医院复查。张红艳后来从坊间得知，母子俩已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然而，这桩事留给社会的话题却远未结束。
作为医护人员，张对职业中各种奇闻轶事可说见惯不怪。离异妇女的孤苦容易让人理解，但有夫之妇则另当别论。如果在山区，这样的行为则更加刺激人们的神经。
张红艳的同窗好友——河源市一所皮肤性病专科医院的主治医师李医生，近年来接诊过多起类似病例。“有的女患者，居然用茄瓜、黄瓜、化妆瓶等物品来充塞下体，从中寻找生理满足。结果因为这些物品不够清洁，造成下体感染细菌，甚至发炎。”
这些病例表明，常人眼里的“离经叛道”在山区已不再是“人咬狗”的新闻了。
梅州某乡镇医院的一位老医生，还遇到过玻璃管被塞进下体破裂的病例。
“类似的病例，近几年可谓层出不穷。”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医生坦言。女病人的行为虽各不相同，但动因别无两样：都在借男人以外的工具来寻求满足。
按一般人理解，农村妇女比城里人保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出格的行为？
“这实际是长期性压抑引致的正常发泄行为。”梅州这位老医生介绍，与中山那起病例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些病人和丈夫的关系并不差。“男人到外面打工去了，要求她们留守农村，看护老人和孩子。”按照她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常年天各一方，有老公等于没老公。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上述妇女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此后二十年间，农民持续大规模进城，全面冲击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
然而，受户籍、教育、住房等制度或条件的约束，一名草根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不容易。许多农民被迫把家里人留在农村，单枪匹马到城里闯荡，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庞大留守人群，俗称“386199部队”。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有位张姓农村妇女，丈夫从1998年开始到广州做出租车司机。此后每年逢清明和春节，他才固定回家几天。十几年来的分居生活，使张尝尽了独守空房的滋味。2009年，她几度到周边的连平和从化等地寻医，要求医生开处方帮她减弱生理功能，以解除内心痛苦。
张的反常行为，折射了数千万留守妇女的共同生理压抑。
根据国家农业部统计，2009年全国有1.3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此，有社会学者估算，若其中有5000万为已婚男性，则夫妻生活严重受影响的女性至少有2000万。
有分析人士认为，实际数字远不止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夸张一点来说，这是以数千万留守妇女的性压抑换来的”。
■歧途篇
搞“一夜情”婚外恋
有些农村留守妇女，今天跟这个来唱歌，明天跟那个来跳舞，晚上玩够了就在酒店过夜
2009年1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城。一名打扮非常鲜艳的老妇女来到服装老板王大雄的车前。
“怎么你一个人来啊？”王大雄放下半截车窗玻璃，低声问道。
“来啦。前边树底下站着的那个就是。”老妇女指了指街边不远处。顺着她的指尖，一个苗条姑娘在树影下若隐若现。
“这么远，谁看得到啊？”王大雄假装不耐烦地说。
“包你满意啦，老板。”老妇女讪笑着说，“这姑娘不是出来卖的。她老公在深圳给人开车，很久都没回来，如果不是太闷，也不会被我带出来啦！”说罢还朝那边招了招手，“小红，过来这边。”
磨蹭了好久，姑娘才总算挪到车轮前边，脸一直对着别的地方，不敢望车里一眼。外表显示她不过三十出头，长发细腰。
“是不是真的本地少妇啊？”王大雄故意问道。
老妇女马上露出一脸不悦：“我在新丰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骗过人！不是熟客我还不做呢？”
“上车再说。”王大雄咳了一声。
用本地客家话寒暄了几句，王大雄确认姑娘家住梅坑镇，姓李，正是粤北山区典型的农村留守妇女，前一天刚从家里来县城找初中同学玩。她是去年在同学店里打麻将认识这位妈咪的，知道此人本事大、人缘广，犹豫了半年才敢在她面前抖出心事，并托她搭桥牵线。
按李的说法，老公对她不错，逢年过节回来，总是给她买很多东西。然而，物质刺激并不能弥补长年分居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男人们都可以在外面寻欢作乐，我却只能在家独守空房，这样太不公平了。身边像我这样同病相怜的姐妹太多了，大家坐在一起都觉得心酸。我们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啊！不离婚已经很好了。”
这位妈咪介绍，她常年游走在新丰、翁源、连平和龙门等地，像李这样来找她的妹子为数不少。由于老公常年不回，她们平时在家天天面对着老人孩子，都快要憋出病来了。这些妹子出来做，目的不是找钱，而是找乐子。
不过，公安部门反映，像李姑娘这样，以为男性提供有偿生理服务的方式来求得满足的留守妇女，在农村还只是少数。因为这样风险太高，不但容易染上病，且经常遭到公安部门打击，极容易暴露身份。
面对当前极为泛滥的女性性服务市场，一些社会人士曾幻想，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留守妇女会否像男性一样，通过购买男性提供的性服务来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
然而，这种观念似乎太“超前”。
一方面，在中国人现有的性别心理下，女性随意表露自己的生理需求都会被看作不守妇道，向男性购买性服务更会被视为离经叛道。而普通农村妇女的思想解放也没到这个程度。
另一方面，就算不理会任何道德风险，农村妇女也缺乏购买商品化的男性服务的渠道。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透露，根据社会学统计，在所有的性交易活动中，男性性工作只占到1/10的市场份额。
对绝大多数留守妇女来说，就算有勇气去尝试，也没这个经济实力。用王大雄老板转述李姑娘的话说，一千多块钱一晚，还不如坐车去深圳找她老公算了。
发展“一夜情”、婚外恋，由此成为留守妇女面前最现实的一条路子。
陈春霞，28岁，广东省紫金县临江镇某村农民，丈夫三年前开始与老乡一起到江西做家具生意，每年只回家两次，夫妇尚未生育儿女。一年前，陈说服公婆让她到镇上某餐厅做服务员，开始结识一些城里的食客，与他们频繁出入娱乐场所。一些男性朋友借着酒兴，拉她去开房。起初陈还半推半就，发展到后来，她竟主动要求跟别人过夜。
河源市某酒店的一位卡拉OK部经理发现，有些农村留守妇女，今天跟这个来唱歌，明天跟那个来跳舞，晚上玩够了就在酒店过夜。
留守妇女，正在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严重撕裂着道德观念原本极为保守的乡土社会。“对于一个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看不见的危机，也是随时可能蹦出来摧毁一个家庭的危机。而今天，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农村，这样的危机几乎无处不在。”一位曾经在广西某基层法院挂职三年的青年法官告诉南方农村报特约记者，没来这些地方工作，他真不敢相信，当下农村地区的离婚案这么多，居然能占到整个派出法庭立案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其中有不少案件，就是起因于令人难以启齿的夫妻生活问题。
南方农村报特约记者还在一名曾供职于广东省惠东县某基层法庭的法官口里得到了证实。“婚外男女关系，在农村不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情，而已经成为实实在在危害农村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祸根。有的婚外男女关系，甚至引发了恶性刑事案件。”
■出路篇
性玩具市场欠规范
“管理混乱、鱼龙混杂”的性用品市场，使得本来就有着难言之隐的留守妇女更加望而却步
2010年1月28日，广东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发言者。他叫张枫，现任广东省性学会会长、省计生委主任。他说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长期远离配偶，他们的生理需求问题从未得到社会或政府的承认，如不加以重视，必将危及社会稳定。
当日，张枫的发言在全国引爆成为一个焦点话题。经过媒体发酵，一些门户网站接连几天都在热炒这个话题。
这样的热炒，让张红艳医生内心感到特别不安。“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留守妇女，因为流动男工的生理需求已在泛滥的性交易市场中得到了消解。”
张红艳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一些发达城市，大量聚集农民工的地方，常常也是性交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到处可见的“便捷、低廉”服务，使得大量流动人口的生理烦躁得到安抚，同时，也加重了他们配偶的痛苦——“有野草吃的马更不愿回家了。”
有专家甚至认为，现今留守妇女的性压抑，已不亚于5000万残疾人群。他们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解决？
2010年2月1日，夜幕降临，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一家性用品店门口那盏朦胧得有点“暧昧”的红灯早已点亮。
老板张志明点着一支烟，开始泡茶，脸上悠然自得。
“十年前，人们还拿有色眼镜看我，现在就有些见惯不怪了。顾客也从一些中老男性人群，扩大到女性人群。生意越来越好。”张志明说，近年来，消费者中还出现了一些农村妇女。
其实，成年性用品市场，几年前就开始启发一些关心农民工的官员和学者。去年，广东省性学会会长张枫就曾向农民工提出，科学解决性压抑，不妨采取自慰和利用性工具的办法，不要老想着去嫖娼。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自慰并不丢人，适当的自慰还能调节身心健康。
对于数以万计的留守妇女来说，同样适用这种办法。许多专门针对女性的用品，如“女性伴侣”、“助性器”等，专家认为可以有效帮助留守妇女排解压抑。
“如果当初我那位女病人懂得上性用品店，可能就不会发生数月前那起尴尬事件了。”张红艳医生有感而发。
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性医疗保健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琪教授也认为，对于各种原因而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的夫妻，使用性保健器具可以减少婚外性行为，有利于夫妻和睦和家庭稳定。
在中国，成年用品其实不但是一个膨胀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暴利的市场。
1993年，一个叫文经风的商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成年性用品店。此后，性用品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成为外国媒体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枚重要标签。
广州市站前路的成年性用品批发市场，号称全国最大的性用品交易市场。自1997年开业以来，每年的经营额均超过亿元。市场负责人李继红透露，当前，市场的需求量还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业内人士估计，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普及发展，未来二十年，中国的性用品市场将会翻两番以上。
据了解，性用品国产化程度非常高，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产品90%以上都是国产品。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比，国产品在质地、品种、设计等尚处于低级阶段。卫生部门作过一个统计，我国目前有3000多家性保健用品生产厂商，居世界之首，产量可以占到世界产量的85%，占全球市场70%的份额，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
“做什么生意都没有我这个生意容易。”从开药店改行的张志明说，“别看我一间麻雀小店，每年却可刨出一二十万的收入来。”
他说，现在市场根本不用讲什么规范，一根女用性玩具，进货价不到10元，标价却可以上到50至100元。顾客从来不问品牌、不讲价，进来买了就走。至于以后用了好不好，也不会再回来说。
张志明所言非假。全国各地的性用品店普遍规模比较小，大都开在没有什么人注意的街尾巷角。店主往往抓住顾客的隐私心理，大肆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由此培育出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
“市场流通的大量成人用品，根本就没有生产许可证、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有的甚至连牌子都没有。”河源市一位工商部门人员透露，对性用品的投诉几乎为零，性用品官司更是闻所未闻。”
2009年3月，广州有关部门曾对广州市性用品批发市场130多个档口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假冒伪劣果然严重。通过这个市场发散到全国各地的各种产品，长期侵害着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管理混乱、鱼龙混杂”的性用品市场，使得本来就有着难言之隐的留守妇女更加望而却步。
为此，广东和上海等地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上书，要求国家重拳打击假冒伪劣，规范成人用品市场，促进社会和谐。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明确要求国务院抓紧研究制定相关规定，规范生产活动，整顿销售市场，加强监督管理，让消费者放心。
然而，市场发展现状表明，留守妇女要用上安全可靠的性用品，还需要等待。
注：除专家、官员外，本文对所有被采访对象进行了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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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留守妇女也是人，而且许多还是中青年，长期的两地分居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定会影响广大农村地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当然值得关注的还有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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