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近6成捐款流入政府
2008年汶川地震后，时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的邓国胜带领十余人的调查团队，历时4个月做了一个地震捐款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全国760多亿元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极可能有80%左右进入政府财政专户。”而调查中的基础数据均为可信的官方统计数据。
此结果一出，引起一片哗然，公众向灾区的捐款进入政府后的结果之一是：在一些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拿出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数度感叹，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用公众的捐款再去和政府合作做项目，钱也因此再回到政府。
2008年的震后调查揭露了一个中国慈善捐款的流向：大部分社会捐款并没有回到民间，而是“逆向”流回政府。
2011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会公布了《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红会系统，其中：20.6%的捐款直接进入到各级民政部门，9%进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6.7%进入到各级红十字会，22.0%进入到慈善（总/协）会。而只有1.3%进入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依然有一些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
在部分民间公益组织向社会发出生存呼声之时，与之对应的是捐款总额中1.3%的数字。
按照中国目前的政策规定，公益组织注册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除了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通常为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单位确认之后，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这种制度下，很多公益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难以实现民政注册，只好以工商注册的形式开展活动。
去年，广东率先打破“双重管理”壁垒，允许多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等措施，日前，北京市民政局也继广东“破冰”之后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将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登记。
相较于秦巴山区7家已经实现民政注册的公益组织而言，中国还有更多虽行公益之实却无公益之名的公益组织，对于这些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公益组织，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难题。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一直致力于帮助智障人士通过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回归社会。十余年间，慧灵已经在北京9个社区建立了服务点，目前有70多位智障人士在那里过着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这些智障人士每月只需交纳服务成本一半的费用。但这所不以营利为目的“赔钱服务”机构直至今日却仍然背着工商注册的身份，在交税、筹款上一直受到工商注册身份的管理和限制。由于没有民政注册的身份，北京慧灵无法获得公众认可，像正常公益机构一样筹款，不能申请政府购买服务，多次有企业愿意捐款却因无法得到免税发票而作罢。
两年前，北京慧灵一部分运营资金一直依靠国外基金会或相关机构提供支持。2010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实行了捐赠外汇管理新规，对境内企业接受或从国外非营利组织获得捐赠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国外基金会捐款只好先汇到香港慧灵，再辗转汇到北京。“捐款经手环节增加后，手续费、汇率调整，七倒八倒，中间损失不少钱，更重要的是国外捐助方觉得太麻烦，索性也就不捐了。”国外捐助资源的流失加之通货膨胀、房租提高等原因的影响，2011年北京慧灵出现了34万元的亏损。
慧灵一直在为拥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而努力，“能做的都做了，能想的也都想了，但结果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注册不上。”孟维娜说。北京慧灵专门成立了由四名北京本地工作人员组成的“民非注册公关小组”，2010年6月份至今，共为注册进行了55次公关活动，但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我们一方面希望实现注册，有了正式身份政府才能购买我们的服务，捐款人也才会相信我们；另一方面是迫切需要国内基金会的关注和支持，不然今后的路怎么走啊，不能一直靠借债生存吧？”孟维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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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捐款都是单位统一组织，不捐都不行，至于钱去哪里了，那真是没人知道。
弱弱地问一句：现在还有多少为慈善机构主动捐款的，有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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